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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西晋司马炎，灭亡东吴时，是从益州和江北同时出兵，这才有了一片降幡出石头的结果。

    隋文帝杨坚，灭亡南陈的时候，依旧还是益州和江北同时出兵，才有了隋朝的统一天下。

    宋太祖赵匡胤，灭十国的顺序，其实也是先灭了后蜀，拿到了蜀地控制权后，这才灭了南唐，吞并吴越。

    所以说，历史的经验告诉成吉思汗，只有拿下蜀地，再进军江南，才是最稳妥的策略。至于蒙古骑兵不适合在山地作战的现状，那也只能让子孙们努力克服了。

    总结：灭亡南宋，花了接近半个世纪。

    其实这就是大迂回战略的代价，也是蒙古骑兵必须要付出的代价。从1236年，窝阔台攻宋开始，一直到1279年，忽必烈灭亡南宋为止。长达43年的时间，蒙古大汗先后换了4个，这才实现了灭亡南宋的计划。

    由此可见，大迂回战略，对于蒙古骑兵来说，实在是太难了。相比较而言，其他朝代就顺利很多了。比如说西晋灭吴花了4个月时间，隋朝灭陈也花了4个月时间。

    而忽必烈灭南宋时，从1274年到1279年，光全面战争就打了足足5年之久。由此可见，大迂回对蒙古骑兵来说，太难了。

    参考资料：《元史》

    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年）闰四月，21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大统，正式就任大明第二任皇帝，史称建文帝。

    建文帝从小接受的就是经学教育，虽然在储君位置上待了六年，但一点也没有学到父祖干练的政治手腕，心中充满了老师们灌输给他的那些个政治理想，一心想建立儒家经书上所描绘的那个近乎完美的治世。因此，上任之初就把与自己“三观”契合的方孝孺、齐泰、黄子澄等儒学大家引为心腹，并分别任翰林学士、兵部尚书和翰林侍讲，一起为他谋划大明王朝的美好未来。

    建文帝

    按照史书记载，建文帝天资仁厚、亲贤好学，似乎是一位充满大爱的亲民皇帝。但在对待权力上，他依然对“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”、“拥重兵，多不法”的现实十分敏锐，所以一上任就把削藩提上了议事日程。

    限制藩王权力，特别是解除其军权，对初登帝位的建文帝来说的确是头等大事。但他和他的执政团队对如何削藩却想得过于天真，以为下上几道圣旨，派兵稍稍吓唬一下，先把胆子较小、实力较弱的几个王爷收拾服帖了，然后再解决像燕王朱棣这样实力雄厚的“塞王”叔父们，最终解除藩王们的兵权。

    按照这个方案，建文帝首先逮捕了燕王朱棣的同母弟周王朱橚，并将其废为庶人。接着又以或有或无的罪名废掉代王朱桂、湘王朱柏、齐王朱榑、岷王朱楩的王爵，湘王朱柏不堪其辱自焚身亡。

    一年之内轻轻松松解决了五个藩王，让建文帝和他的心腹们信心大增，把目光投向了势力最强的燕王朱棣。朱棣也清楚自己的处境，但他绝不会坐以待毙，因此在装病卖傻的同时暗中做着起兵的准备。

    朱济熺

    此时的建文帝和燕王表面上仍然维持了正常的君臣关系，暗地里却进行了激烈的交锋，双方都派了密探随时窥察对方的动静，都想在即将开始的较量中占得先机。

    这种平静其实就是大战爆发前的恐怖平静，只要一点火星，瞬间就会引爆一场结果无法预料的大战。

    投下这个火星的是朝廷派来监视燕王的部队，他们据称抓到了燕王府的两名下级官员，并以煽惑罪将他们送到南京处死。建文帝借此派兵包围燕王府，妄图重演逮捕周王朱橚的戏码。

    已经没有退路的燕王朱棣也愤然起兵，袭杀了北平布政使张昺，都指挥使谢贵，控制北平城。然后，以朱元璋颁发的《皇明祖训》“朝无正臣，内有奸逆，必举兵诛讨，以清君侧”为依据，提出了诛杀齐泰、黄子澄以“清君侧”的口号，正式发起了历时三年多的“靖难之役”。

    四、燕王取胜不轻松

    “靖难”的大旗是拉起来了，但取胜却并非易事。从历史经验来看，藩王造反鲜有成功者，西汉“七国之乱”只持续了两个多月，西晋“八王之乱”虽然历时十六年，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。燕王要想取胜也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

    靖难之役

    首先，“靖难之役”没有法统上的正当性。古人打仗都讲究个“师出有名”，朱棣虽然打出了“清君侧”的旗号，但朱允炆依然是君、朱棣依然是臣，以臣伐军就是篡逆，这一点朱棣自己也清楚。朱允炆继承帝位再不合理，但那是经过朱元璋认可的，你朱棣本事再大，但父皇老爹就是不传位给你，这个事实无法改变。皇帝削藩是天经地义，藩王起兵则是犯上谋逆，你的旗号再响亮、借口再完美，也很难得到普遍支持，所以历史上藩王起兵几乎均已失败告终，朱棣要想取胜绝非易事。

    其次，燕王大多数都是在孤军作战。虽然老朱在世时赋予燕王“节制沿边士马”的权力，但前提是对抗北元势力的侵扰，没了这个前提也就没了这个权力。所以，在三年多的“靖难之役”中，除了他受他裹挟的宁王朱权外，其它各王没有一个支持的，他在大部分时候都在孤军作战，有好几次都到了失败的边缘，最终取胜在很大程度上有运气的成分。

    再次，燕军在数量上始终处于劣势。建文帝在决定动手前，借北元侵扰调离燕王府的大部分护卫部队的同时，调派朝廷部队控制了北平周边及河南、山东等地的战略要地，朱棣对此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因此，他刚刚起兵的时候，手里也就是几千人马，而朝廷第一次派出的军队就有13万之多，第二次更是达到了空前的50万之众，双方的力量对比极其悬殊。

    当然，朱棣之所以敢于起兵对抗，一方面是被逼无奈，另一方面也是摸准了建文帝的软肋，基本上做到了知己知彼，对取胜虽没有绝对把握，但大体上还是比较乐观，否则不会贸然起兵。

    第一、 建文削藩也让自己陷入了孤立。朱元璋封建诸王的目的是让他们驻守“险要之地”、合力拱卫中央，而建文帝的削藩致使诸王人人自危、朝不保夕，自然和朝廷离心离德，他们虽然控制着战略要地，掌握着大量部队，但没有一个支持建文帝，基本上都在看热闹。手握太祖密旨的晋王朱济熺，驻扎燕王后方的辽王朱植、谷王朱橞等藩王们都按兵不动，建文帝实际上是在和燕王单打独斗。

    第二、 朝中没有可堪大用的谋略之臣。洪武时期的胡惟庸案，将朝廷勋旧几乎斩杀殆尽，留下的都是俯首听命的庸碌之辈，建文帝引为心腹又是齐泰、黄子澄、方孝孺又都是些腐儒，虽有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，却无经世致用的政治才能，在太平之世也许可以广施恩德、造福黎民，但在乱世之秋却不堪大用，无论在政治斗争，还是在军事对战上，都几无谋略可言，最后的失败不可避免。

    第三、 手中没有匹敌燕王的统兵干将。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时，跟随老朱打天下猛将大多已经作古，剩下的蓝玉又是桀骜不驯、飞扬跋扈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，朱允炆根本驾驭不了。所以，老朱就罗织了一个谋反的罪名，把蓝玉及其它可能威胁大孙子的能臣干将一网打尽。从此朝廷再无。等到燕王起兵的时候，建文帝手中根本可用之将，只能派出年近古稀的耿炳文和平庸无能的李景隆，和战场经验丰富、指挥才能卓越的燕王作战，致使朝廷的63万大军却无法阻止最盛时不到10万的燕军进军南京的势头。

    总的来说，燕王朱棣在“靖难之役”中优势并不明显，三年的战争打得十分艰难，几次影响重大的战役都是靠运气获胜。据《明史》中记载，在白沟河、夹河、滹沱河三场大战中，都是在燕军被打得狼狈不堪、即将失败的时候，突然 “妖风” 四起，瞬间逆转战场形势，燕军才反败为胜的，这未免也太过蹊跷了。至于这“妖风”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，我们不做讨论，但这些记载却能充分说明“靖难之役”取得胜利一点也不轻松，朱棣也随时面临这战败身亡的结果。

    五、到底是谁推动了“靖难之役”

    虽然“靖难之役”发生在建文朝，但其隐患在朱元璋封建诸王时就已经埋下，老朱让藩王们据“险要之地”、掌精兵劲卒，有没有节制他们的制度设计，他们起兵造反是迟早会发生的。

    分封制产生于商周时期脱胎于部落联盟的初级国家形式，是因为王室不具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，才不得不采用的一种政治形势，历代商王和周天子只不过是盟主而已，当他们实力衰微后根本就无法节制诸侯间的相互攻伐，就连分封列国的周天子最终也亡于诸侯，汉初的“七国治乱”和西晋的“八王之乱”都是分封的恶果。

    唐宋以来历朝历代，充分吸取了商周汉晋分封的经验教训，只把王爵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，亲王享受待遇但不“之国”，更没有自己独立的封地和军政权力，根本没有实力和机会挑战皇帝的权力。

    而老朱封建诸王又退回到了西周，藩王虽没有独立的封国，但有独立的僚属体系和直接听命于自己的独立护卫部队，“塞王”们甚至能节制沿边驻军，驻守的都是交通要冲和战略要地，其地位已经已经和汉、晋时期的诸侯王不相上下，发生“靖难之役”不可避免，不同仅仅是由谁、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发动而已。

    因此，从本质上来看，燕王朱棣发动的“靖难之役”是朱元璋一手推动的，如果他死后朱标继位，也许诸王摄于大哥的威望而不敢造反，但谁又能保证三代或四代以后，“七国之乱”、“八王之乱”不会重演呢？

    也许明武宗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宁王朱宸濠叛乱，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！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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